生于1944年的王顺生（上图），至今仍笔耕不辍。身为《中国革命史》编写组的首席专家，王顺生时刻关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，立志“为中国革命正本清源”。他带领团队，六易其稿，于今年9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《中国革命史》。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写下批语：“这是一部高质量的教材。”
王顺生从事马克思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时严谨异常，但“生活中没有太多讲究，很随意”，朴素无华的黑色夹克，稍加梳理的花白头发。在王顺生看来：“党指向哪里，我就奔向哪里。”
王顺生是上海人，操着一口地道的吴侬软语。时代在他的人生路途中留下一个又一个印记：初中时，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接踵而至；高中时遇到三年困难时期；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读本科时，“文革”爆发，被分配到位于大兴安岭西北麓的内蒙古金河林业局工作。
在原始森林里，住在用原木和泥巴搭成的临时工棚中，主食经常是本应喂牲口的高粱饼、冻土豆，有时甚至没有盐吃……条件很艰苦，但王顺生一直保持着向上的心情和态度：“人啊，一定要适应环境。”“别人能过，你为什么不能过？”王顺生一直这样激励自己，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的珍贵财富。
1978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中华大地。1979年，王顺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攻读硕士研究生，并于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，开始了毕生追寻马列主义的征程。“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，大家都在努力向上，都有一种拼命精神”，在这种氛围下，王顺生形容自己“脑子不停地转，广泛涉猎，不断思考”。
1993年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。在当时一种过度夸大市场作用的思潮下，教育也要面向市场的观念风行一时，不少人主张更改“中共党史系”的系名，理由是旧系名不利于市场推广，国外媒体也趁机借题发挥。
改系名的风波，给当年刚被任命为党史系主任的王顺生压下千斤重担。风口浪尖的他，心中一直有个声音：“顶住！一定要顶住！”数月之后，风波逐渐平息，党史系依旧是党史系。在王顺生和同事们的努力下，党史系与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两岸学术研讨会，还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，扩大了党史系在海内外的影响；直到今天，中共党史学科一直保持着国家级重点学科的优势地位。
回忆这段经历，王顺生不无感慨地说：“人首先要有信念，对民族、对国家、对党的，坚定信念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摇。”
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”在治学的道路上，王顺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始终孜孜以求，醉心于梳理过去对今天的观照。他响应中央关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顶层设计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了详细的历史考察，总结现有经验，吸取历史教训，于1995年出版独著《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》，并在次年荣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在编写新版《毛泽东思想概论》时，为纠正一些人的错误观点，王顺生特意对“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”一章进行了重新归纳和史料充实，细分为“社会主义若干基本问题的探索成果”和“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”两章。
作为1979年入党的老党员，王顺生十分看重自己的身份：“既是共产党员，又要为人师表，必须把责任担当排在第一位。”
他时时心念的是摆正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地位：“我一直坚持，在学科目录中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专项，不能边缘化，要明确其主体地位。”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他就开设了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”的硕士生专业课程。正是包括他在内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2005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学术价值被普遍认同，学科地位得到确立。当被问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时，他咧嘴笑道：“我只是做了一点学理上的支撑。”
自1994年底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，王顺生培养了40名博士，大部分成长为各个高校的学术中坚。他欣赏有事业心的学生，但并不止于此：“要热爱，更要钻研。”王顺生坚信，“人生有限，学术无涯”。
平等，是王顺生的从教原则之一：“要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对待学生。教育就是要亲近学生，影响学生，培养亲和力的同时耐心引导。”他相信，时间与经历是青年人最好的教科书。
学生眼中的王顺生是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，但他并不放松对学生的要求。王顺生教导学生，要“正直，为人正直、做事正直、处世正直”，希望学生都有高尚的人格与情操，违法乱纪的事情绝不能做。“我带过的研究生很多身处高位，但没有一个出事儿”，王顺生颇为自豪。
王顺生建议青年人多读中国历史，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：“看清我们走过的路，就能明白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，不忘根、不忘本”。王顺生极力主张“抓好历史教育”，让学生从中汲取力量，多一些集体与团队意识，多一点家国情怀。
